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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少年] 杨帆: 我的班级, 成了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”典型
杨帆，教授、博导，经济学家，1951年生于北京。1984年获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硕士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。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。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、国际金融、涉外经济。同时涉及社会、文化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。
原题
我的小学
——北京第二实验小学
作者：杨帆
（一）
1958年的
汉语拼音实验班
我的二姑杨荣梅在北京市西城区工作了30年，文革前就是西城区委教育部部长。她说为了抓好北京第二实验小学，是下了大功夫的。校长陶淑范、副校长汪琪都是教育专家，分配许多大学毕业生去小学当老师，全国特级教师也有几位。北京市许多名家名人，都把自己的孩子送来，兄弟姐妹几个在一个学校。
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大二班合影
1958年大跃进搞就近入学。但“精英教育”是铁律，在任何体制下也改变不了。实验二小把自己幼儿园两个班合并成为一个班，从一（3），到六（3），一直授予“优秀班集体”，培养我们的集体感，荣誉感和自豪感。班里有九位高干子女，特别著名的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元元、朱德的孙子朱援朝、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。还有几位名人之后：马连良的孙女马小英、高崇民的女儿高及春、周恩来的侄子宋迁。其余都是知识分子子女，学习素质很好。
很神。1958年大跃进我们是实验班，学了半年汉语拼音，当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。1989年邓小平说：互联网要从娃娃抓起。汉字如不能输入互联网，中华民族会被边缘化。科学界发明1700种输入法，最后集中在五笔字型和汉语拼音。我40岁用计算机写文章，手指头不灵，我汉语拼音好，自然选择了汉语拼音，原来汉语拼音是沟通汉语和互联网的桥梁，我们1958年学的扎实，终身受益。
五年级，《中国少年报》宣传了我们这个优秀班集体，全国小朋友大批来信万众一词：你们生活在北京，在毛主席身边，是多么幸福啊！我们感到自己“生在福中不知福”，习以为常的生活，却是数千万同龄人向往的天堂。我们给全国小朋友写了回信，关心弱势群体的思想就是这样慢慢培养起来。
1958年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大一、大二两个班合为小学一（3）班，直到六（3）班。整整同学八年，印象很深，感情很深
学校非常注意要我们防止骄傲自满，脱离群众。甚至做的很过分，比如不让我们进新教学楼，放在快倒塌的南楼旁边一间平房里，破旧不见阳光，阴暗潮湿，铺地的砖头已破碎，走起路来崴脚，地也扫不干净，现在的人肯定觉得恶心，我们就在这破教室里过了两年。
好学校历史悠久，又不搞商品化，自然房子也老，如哈佛耶鲁，老北大清华。现在商品化富得流油，在国际上排名就是上不去，教育部下贱到给外国留学生特殊优惠，扩大留学生人数，甚至给他们一对一地介绍女学生“陪读”，已引起公愤。
学校的苦心没改变我们受人嫉妒的困境。有一次课间打雪仗，全校学生围攻我们六三班，打得我们很惨。我当时深有感触，知道我们特殊，不受他班欢迎。
40年后我的儿子也在实验二小，感觉不好，说没有平等氛围，官二代一个实验班，富二代一个实验班，其他学生分在四个普通班。老师很看出身，孩子们平等相处的环境被破坏了。
我儿子的同学王峰，父母忙于经商，他和奶奶住一起，下课后到处找同学玩，家长们都不让，他就总往我家跑。我母亲有一次把他轰走了，我发了脾气，说为人不可太自私，该玩就玩，我就不信儿子因此考不上好学校。我儿子很高兴，终于有人玩了。
王峰的父母到我家道谢，我说有什么可谢的，学习好也不能高人一等啊，其实百无一用是书生。小时候交的朋友最真诚，我们很珍惜。王峰现在拍电影，每年春节都来我家，讲起影视圈滔滔不绝，看到他这么有见识，我们一家都很开心。
表现为少先队誓词“准备着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”，“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”，我们尚不能确切理解其含义，能记住的是不忘记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。我每逢遇到挫折，都要拿“ 三分之二” 来鼓励自己。现在时髦的词叫“大格局”，佛教叫普度众生，儒家叫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这是中国化的信仰与情怀。
2001年60岁生日，全班48个同学来了30多个，大家高唱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”，又回到金色童年。信仰无论有神无神，都主张做善事。自“阶级斗争为纲”以后就走了样，在内部变成六亲不认，把一部分人变成了斗争对象，好像宗教战争。我现在仍旧认为树立信仰没错，但纳入阶级斗争为纲，就走偏了。（1）关键是学习负担轻。小学6年我晚上没做过作业，下午四点自习课就做完全部功课，跑出去打乒乓球，晚饭后回家要听孙敬修讲故事，看遍中国古典小说。校长老师最大的作为就是实实在在把负担降下来。写错字的同学被罚写100遍，我从来没被罚过，8点就睡觉。
以后我儿子也上了实验二小， 每天作业到晚上八九点，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作业？他说其他同学有做到12点的。我不看儿子记分册，不开家长会，不给儿子增加负担。我对儿子说，男孩子不怕马虎出错，只坚持速度第一， 得四分就可以，三分也行，没有不及格就别告诉我， 童年时代一去不复返，要保证玩够。下午四五点做完作业就可以玩，不仅对他日后的考试和工作有极大帮助，且保证他度过欢乐童年。结果他养成了做手工的爱好，保持到现在，屋里堆满了模型，一套一套的，我说你可以留给你的儿子继续玩了。
（2） 注重品德。我生出来即8斤多， 个子最高，但当时以胖为美，我又高又瘦反为缺陷，加上一岁得小儿麻痹，右臂抬不起来。上体育课最怕接力棒赛跑，我总要给自己小队扯后腿，有些淘气的同学也拿我的生理缺陷开玩笑。
我非常胆怯，心理压力很大很自卑，六年没有举过手。四年级时和徐新民下象棋，他输了，竟打我一个耳光。我没敢吱声也没告诉老师，第二天胡老师看着我乐，我还是没吱声。从此我的操行评语由“良”变成了“优”，五六年级上升为全五分。
（3）每个同学都选择两门以上课外活动。我是5种：口琴，笛子，象棋，相声，兵乓球。刘元元画画，印红标大提琴，范京尔，孙晓华，齐玲玲兵乓球，王者曦谱曲。我兴趣广泛，尤其得益于音乐，可促进思维活跃。至今我以口琴曲欢送学生毕业，大家惊叹不己。奇怪的是，后来的学生家庭有钱，学乐器者很多，学成的很少，可能是学习太紧张，也有学生说强迫练琴没兴趣。为什么学生负担越来越重？是学校追求升学率，也是教师水平低，自己讲不好就狠命留作业。
我和儿子先后在实验二小，都经历了一个从四分到全五分，在多年竞争中逐步胜出的过程，到高中才稳居第一，儿子考上了北大，这是小学教育的扎实之处。我2003年后在政法大学13年只讲选修课，不考试不留作业，只抓考勤。我不许上课开手机电脑，不读干扰课堂纪律，也不考试，学生到场认真听就可以，这是自小学学来的一套学习方法。
红领巾第三小队合影。后排左起刘元元、霍老师、单大昌；中排左起李彤、冀小平、张小宝、杨更、高及春、王小妮、齐玲玲、杨孝密、王玲老师；前排左起宋宝红、王伟思、杨薇、马小英、孙小华、王申林
（二）
全国特级教师霍懋征
对我们的影响
霍老师教学和管理的特点是：
60岁聚会时，我给大家复制了一盘霍老师2000年讲课光盘《月光曲》，40分钟，朗读五分钟，霍老师讲15分钟，用20分钟提问。
王立群说，小学重视培养自学能力，语文课让自己归纳段意和中心思想，很少死记硬背。脑子更灵活，思维更开阔。认真的学习态度、不马虎、不凑合，注重基本功训练。王伟思说：安排预习很有效，只有预习了，第二天课堂才能答上问题。预习就是自学。
霍老师忌讳谈“学习有什么用”。如一定要说，就是要当文明人不当野蛮人，学习是人生第一需要。有空就看书，使我们能在10年工农兵生涯中坚持学习。我直觉霍老师有点“佛性”，洞察一切，她好像知道我们要赶上10年停学， 提前培养了我们的自学能力。
小学毕业，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，两年全五分
张小宝说：“实验二小给了我最基本的科学文化教育。这些东西简直可以在睡梦中梦见，可见其牢固的程度。上大学研究生，在美国学的大部分东西都没这么牢固。大部分学过的知识都会忘掉，实际运用的知识只是很小一部分牢固掌握的知识。没牢固掌握接近于没学。我们文化程度实际上是高小毕业。凭这点东西考上大学，每当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时感到得心应手。感谢给我这些知识的老师们!”
霍老师多次讲学习像金字塔，基础越牢，盖得越高。她不搞智力测验，不出偏题怪题，基础的东西从不同角度反复讲反复练，如方块字要写工整，消灭错别字，熟背大量成语；作文开宗明义结尾扣题；算术要审题，口算要快。后来我数千次讲课成功，源于小学基本功的培养。
王申林留级下来，霍老师多次强调不许歧视。我们去她家惊呆了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。王申林回忆：“霍老师对朗读要求很严，念到逗号停一拍，句号停二拍。我们处处事事好胜。唱歌比赛、卫生比赛，大家用手擦玻璃，干净又明亮，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擦玻璃的。有一道算术题我做错了，霍老师把我留下讲好几遍。看我手脏，就端了热水拿肥皂，给我洗手。” 刘鹏得了肝炎想留级，霍老师再三动员，说不愿意自己的学生留级，给他以信心，最后考到三十一中。
树立信仰的时代。左起李彤、张晨、单大昌、杨帆
因为我学习好，霍老师很少关注我。只有一次，我念课文结巴，霍老师急了，让全班同学讨论我为什么口吃？用了半节课。过了几天又让我念，同学们替我捏一把汗。我被逼急了，胆怯全无，竟一字不差，流利地念了下来。这次朗读决定了我一辈子的特点，平时口吃，讲课不口吃。
霍老师每天都检查我们：手绢洗了没有，指甲剪了没有？课间操，体育课，加眼保健操，课外活动，老师多次强调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用列宁的话说：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。
霍老师晚年患癌症，念念不忘在京郊办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子弟的小学。她着急地说：“你们要向社会呼吁，提高教师待遇啊!要不然没有人愿意做教师，要误人子弟啊!” 她女儿当中学校长，回忆霍老师一生积蓄拿来帮助他人，没存下钱，做女儿的跟着受了许多苦。霍老师从事小学教育60年，丈夫女儿都是中学教师，1991年被评为“全国优秀教育世家”。2010年2月11日，90岁去世，温家宝总理题词，说她是新中国小学教育第一人。
小学快拆迁了，大家回来告别
（三）
文革对小学班集体的影响
3.1. 文化革命颠倒了一切
霍老师被定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我们给霍老师去贴大字报，题目是《受骗上当者一旦觉醒就更加难惹》，批评霍老师毒害了我们，霍老师当时脸都白了。15年后我们大学毕业了去看霍老师，印红标一定要当面道歉。我们都不好意思说，印红标代表大家道歉，霍老师笑着说没事。为此我们愧疚一辈子，年轻人太容易被煽动被利用了。
3.2．实验二小办了一个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”展览，将我班作为批判典型：
（1）“智育第一，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”。张小宝笔迹工整的作文，王立群全年无错题的算术本，都展览出来批判。
（2）“精神贵族，不想做普通劳动者”。有一次作文题目是“我长大后想要做什么”，全班竟无一人想做普通工人农民，全部是科学家、医生、工程师、运动员等等。所谓“精神贵族”，是指这些人无论干什么都想拔尖。
（3）“骄傲自满，脱离群众”。这个帽子几乎在每个同学头上都戴了几十年。我们理想主义多，处世本领差、性格脆弱敏感，自视清高，不屑与人争斗，不会争权夺利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利益在哪，被人家出卖都不知怎么卖的。我们不会推销，不会求人，怕被人拒绝。自己脸皮太薄，却嫌别人脸皮太厚；自己趾高气扬，却嫌别人摧眉折腰。
我这辈子写了2000篇文章，发表了2000万字，对决策对社会都有积极的影响，也有过几次被提拔重用的机会，都因说话不好听，有争议而作罢。
我自幼用毛泽东的话来警示自己：人怕出名猪怕壮。中国古语：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，堆出于岸流必湍之，行高于人众必非之”，道理都懂，性格难改。我在官界商界都不行，只有43岁到学术界以后，才得以发挥思想创造性，作文和讲演的特长，这是命运使然，多亏我有点自知之明，只把做官当做实践锻炼，见好就收，赶上了搞学问的最后一班车。
55岁时返校，演习当年课堂举手
（四）
追忆我班文革期间
自杀的才女李奇
我的小学时期，国家实行计划体制，僵化，政策左倾，经济条件差，个人自由压制到了极点。对我们小学生而言，还是有自由空间的。在国家学校老师家庭保护下，很少受到伤害。学习负担少，使我们有更多课外时间去锻炼身体，去玩耍，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。在正面教育下，我们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，社会主义道德理想，掌握了扎实的学习基本功。
同时，另外一条“极左”路线在发展，毕业后两年厄运降临，许多同学家破人亡，特别是李琦同学因母亲挨斗而自杀。王慧治同学写了大段回忆，在《共和国第三代》里发表，我全文转载。
我们不仅为李奇及无数死于非命的人落泪，也为王慧治同学的感情所感动。我们听到无数控诉，都说自己是受害者，连那些“文革”时期提干、入党、整人的人，也说自己是受害者，谁是害人者呢? 有谁像王慧治带着内疚去追悔往事?
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是这样没有责任感、没有忏悔意识，那将是多么可悲啊！
72岁时与朋友留影。左起黄力力、印红标、王慧治、杨帆、孙晓华、张晨、王伟思
杨帆专列